第2章

羊群是个不祥的比喻，只有坐办公室的蠢货才会想出这种代号。安德烈粗略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，“坐办公室的”，和“在外面的”，大部分问题都是前者制造的，后者被迫帮他们擦屁股。发现尸体之后的第四十七小时，坐在宽街54号五楼隔音室不甚舒适的木椅子上，安德烈心里转着的也是这个念头，像一小片茶叶，漂浮在缓慢升高的液态焦虑里。坐办公室的家伙都不知道羊群最终的命运是什么吗？

“他死了吗？”

提问的是美国人，安德烈没有看他，转而审视上司的脸。特别行动处处长西奥多·霍恩斯比是个说话轻声细气的伦敦人，四十七岁，鬓角灰白，戴着款式老旧的玳瑁边眼镜，看上去更像个逆来顺受的数学老师，缺乏任何能让人联想到“间谍”的特征。霍恩斯比参加过两次大战，1940年被选入新鲜创立的特别行动局[1]，多次带队空降到法国和比利时执行爆破任务。就是这只老鸟把安德烈招募进来的，他是为数不多能管束住安德烈的人，主要因为霍恩斯比在加入办公室之前，也曾经是个“在外面的人”。

接近午夜了，霍恩斯比的领带依然没有松开的迹象。旁边的美国人早就脱了外套，丢在会议桌上，袖子挽到手肘。中情局来的野蛮人，呼吸里带着浓烈的烟草味，他抽卷烟，门牙和右手手指被染黄了。

“所以？他死了吗？”美国人又问了一次。

安德烈的目光转向美国人，侧了侧头：“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怎样的，但在我们这边，被子弹打烂脑袋一般会导致死亡，麦卡伦先生。”

“确定不是抢劫？或者其他意外？”

“钱包还在。中了两枪，先是脖子，再到后脑勺，确保他死得透彻。看起来像斯塔西的手法，而且他们就是想让我们看出来。”

“那些狗娘养的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暂时没法回答这个问题，麦卡伦先生。”

“那你整天在柏林捣鼓什么呢？”

安德烈冲他微笑，略微抬起下巴，像条准备攻击的蛇，“要是中情局也有人在柏林，不就知道了吗？”

霍恩斯比原本在琢磨手里的铅笔，现在抬起头来，冲安德烈皱起眉头，每当他觉得安德烈需要管教的时候就会这样皱眉。美国人看起来不高兴了，因为他和安德烈都清楚中情局在东柏林没有可靠的线人，至今不得不倚靠六处的人脉。表面上中情局和军情六处平起平坐，但这种“特殊关系”正在逐渐变质，旧世界早已破产，新大陆则是有钱的表弟。

“先想想怎么补救。”霍恩斯比一整晚只说了五句话，这是第五句，“有没有‘相关人士’需要打发？父母？妻子？情人？”

“父母去世了，有个弟弟，不怎么来往，应该不是问题。”